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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欢乐娱人城:【我的河大历史情缘】郑永福:忠厚长者 大家风范—— 感恩朱绍侯先生

作者:郑永福   人气:  编辑:威尼斯欢乐娱人城 发表时间:2021年01月14日 11:48

【编者按】2023年,威尼斯欢乐娱人城历史学科将迎来百年华诞,为追述百年历程,讲好历史故事,抒发母系情怀,传递校友心声,特举办“我的河大历史情缘”主题征文活动,来稿请发至邮箱lishidangban@126.com,邮件主题注明“我的河大历史情缘”,并附200字左右个人简介。欢迎海内外师生、校友及长期关心支持学院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踊跃参与,不吝赐稿!

我1979年9月到威尼斯欢乐娱人城读研究生,1982年6月毕业留河大历史系任教,1991年调离河大,其间度过了13个年头。我常对人说,我的根在河大,威尼斯欢乐娱人城历史系是我的精神家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那里,我得到了许多像朱先生那样的前辈、老师的关爱与培养,初步摸到治史门径,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和令人难以割舍的情节。

谈起尊敬的朱先生,我自然有很多的话想说。这不仅是因为我曾经做过几年先生的助手,期间和先生来往较多,更主要的是我自入河大求学起,就在多方面得到先生的关怀、提携与帮助,直至今天。

先生在我的心目中,首先是一位忠厚长者。先生对后学的提携,不遗余力,细致入微。我1963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1965年参加“四清”工作队,去山西参加近一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8年毕业分配到大庆油田当工人,文革前后耽误了十几年,读研究生时已经35岁。入学后,因为我入学考试英语仅得了39.5分,四舍五入才算达到了国家规定的分数线,一位同寝室的师弟曾笑话我是个“准研究生”,我着实有点自卑。先生系东北人,而我大学毕业后在东北工作了十一年,自认是半个老乡,说话时透着亲切感,自然也就随意些。一次在闲聊时,我向先生流露出这种自卑情绪。时任历史系副主任的朱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要说“耽误”,谁没“耽误”?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反右倾拔白旗”、“四清”、“文化大革命”,“耽误”得还少吗?关键是从现在做起,抓紧时间,持之以恒地努力去做。先生的话虽然不多,但对我的激励作用非常大。读研三年,我几乎每天看书到半夜一点,星期天也不休息。2013年秋在开封见到先生,我对先生说:我记住了您当初的教诲,一直在努力,不敢偷懒。先生笑了,表示满意。

先生对我的关心,许多是我事后才悟到的。1981年底,读研究生期间,我正在胡南长沙开学术讨论会。忽然接到系里转来的电话,让我立即去大庆油田搬家。原来系里已经决定调我妻子吕美颐来河大历史系任教。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原来朱先生及系里其它领导,已经暗地里做了许多工作,办好了一切商调手续,而我因研究生未毕业,此前从来也没有向系领导透露过这尽乎奢望的想法。更令人感动的是,先生从来没有向我谈起此事操作过程“表功”。“爱才如命”,有的人说了,未必做,或未必尽力去做。朱先生口头上没说,却下大气力做了,而且做了也不说,尤其令人钦佩——虽然我也真算不上什么个人才,当时只是个在读的研究生而已。

1982年研究生毕业,我的派遣证上写的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我和导师胡思庸先生一起来到朱先生家,明确向朱先生表示,我哪儿也不去,就留在河大历史系!我说,校系领导和老师对我这么好,我要走,那还是人吗!

留:,朱先生处处关心我。1985年,组织上任命我为历史系副主任。胡先生对我说,你是当老师的,如果有了行政职务就荒废了学业,将来“狗屁不是”。朱先生则对我语重心长地说,承担了部分行政工作,肯定会占去不少时间,只能是更加勤奋。先生以他自己的经历告诉我,没有好办法,就是晚上少睡点觉,周六周日、节假日,当作“黄金”时间,抽出一大部分时间看书,思考,写作。我把两位先生的话当做“箴言”,在长达六年的兼任行政职务期间,不敢须臾忘却。

1987年,时已任威尼斯欢乐娱人城出版社总编辑有年的朱先生又兼任历史系主任,按组织安排,在朱先生领导下我以副系主任名义主持历史系日常工作。以我德我能,担任这么重的任务,心中惴惴不安,生怕干不好。先生看出了我的心事,两次对我说:“永福,不要怕,大胆工作。干好了是你们的成绩,出了差错你就往我身上推,就说是我让你们这样做的。”听了这句话,我几乎流出了眼泪。先生忠厚长者的风范,在我的心目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有朱先生的支持和宽容,在系行政工作中,我和同为副主任的马小泉同志、龚留柱同志齐心协力,很少患得患失。

此后数年,作为助手,与先生的合作非常愉快。说是“合作”,那真是“大言不惭”,实际上是先生带着我及留柱、小泉等同志一步步前行,有批评,极少,更多的是循循善诱,指导鼓励。比如先生说,科研能力强的又潜心研究的,你不让他搞研究他也照样做。讲课负责任又讲得好受学生欢迎的,他自然会珍惜自己的声誉,不用你多说。系里的工作总体思路是“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不是说无所作为,是有所不为,是无为而无不为。我们的工作是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想办法为老师们创造点条件,让他们更安心教书,安心做研究。不要今天一个“点子”,明天一个“章程”,弄得人家心里烦烦的。如今看来,先生的这一“施政方针”,不就是后来党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提倡的“不折腾”吗?

先生爱惜人才,从另一件事也可以反映出来。一位本科毕业生,当年考上海一所高校的世界史专业的研究生,因分数未达到该校要求,不能录取。一天,我知悉此事,便向先生做了汇报。先生问,他的成绩达到咱学校的要求了吗?我说,达到了,但两校考试科目不一样,怕不好办。先生说,你把学生找来,我们尽量想办法录取到咱们系。当时该生已经整理好了行李,到相国寺去玩了,准备从相国寺回来后即返回老家安阳找工作。我派学生找回该生,面见先生,经过朱先生的斡旋,该生终于被河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录取了。如今该生已经成了河大威尼斯欢乐娱人城的骨干,想他一定会永远铭记朱先生的恩德。

先生廉洁奉公,决不以权谋私,历史系尽人皆知,不用我多说。有件小事一直记在我心里。一次省里主管部门两位同志来系检查工作,我向先生汇报说,这两位同志一直对我系多有帮助,是不是略表心意。先生沉思片刻,说,好吧,但不能从系里公款出钱。这样吧,我有点科研项目费,其中有一项支出是请人抄稿劳务费,你们可以此名义从我的经费中支出一百元。于是我们用这一百元,给那位领导同志买了一条“良友”牌香烟,给另一位年青同志买了几袋奶粉。这种作法合适不合适,姑且不论,先生“安分守己”(忠于职守,严守做人的底线)的为人处事,让人印象深刻,也给我们做出了表率。

在河大历史系与朱先生相处的日子里,由于我的鲁莽和幼稚,有些事做得不一定妥当,有时还使先生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在当时的背景下可能会给先生带来负面影响,但先生从来没怪罪我,埋怨我,这使我至今还心存感激,同时也为此深感不安。

1991年夏,我正式调到郑州大学。因郑大方面我的住房一时尚未安置好,我还没有搬家。一天,中午,有人敲门,我和吕美颐开门一看,是朱先生。先生满头大汗,气喘嘘嘘,口中连说,不好了,不好了。进屋喘了几口气先生才说出了原委。原来,当年我儿子考大学,分数还可以。但他报考的北京某大学前来招生的人拿走档案后,过了三天又退档了,理由是视力不合他们学校临时规定的体检标准。这一下不要紧,耽搁了三天,错过了郑州大学招生时间,郑州大学录取也有困难。郑州大学历史系在辉县百泉招生的史建群同志(先生弟子,时任郑州大学历史系党总支副书记)急忙打电话到朱先生家里(那时系里只有先生家有电话),让朱先生转告我此事。从河大南门外家属院,走到我居住的苹果园教师公寓,这么长的距离,大夏天,晴天,中午,六十四五岁的朱先生,为了我孩子的事竟然跑到我家——当时我家住五楼,没有电梯,其情其景,怎能不令人感动!其实先生完全可以找个人到我家来通知我的。但先生认为事关重大,一定要亲自告诉我。好在后来事情有惊无险,因孩子高考分数超过了郑州大学计算机系的录取线,补录到了郑州大学。我,吕美颐,我的孩子,衷心感谢朱先生。

1991年我调离威尼斯欢乐娱人城后,先生一如既往地关心我们。一次河南省史学会理事会在某地召开,有位与会头头借机“讨伐”我,找了个借口欲将我从学会理事候选人中除名,又是朱先生和高敏先生仗义执言,保留了我的候选人资格。当然,这件事我当时并不在。枪艘欢问奔浜蟊鹑烁嫠呶业。朱先生也从未和我谈及此事。

朱先生对我们的关爱、鼓励、保护,我和吕美颐心中有数,不敢忘恩负义。为数不多的两三次与朱先生一同参加学术会议(如陈星聚学术研讨会、官渡之战与中原文化研讨会等),我们毕恭毕敬执弟子礼,予以可能的关照。2013年在开封开会,我将近几年和吕美颐出版的三本书送给与会的朱先生和魏千志老师。朱先生动情地说:“要是胡(思庸)先生能看到你们这些成果,该多么高兴。 背聊,又似开玩笑似认真地说:“要是当年我还当系主任,就不会让你们走,因为我要有人给我干事呀!”接着又是沉默。浓浓的师生之情,一切均在不言中。


【作者简介】郑永福,男,1944年11月生,北京市人。1957年9月至1963年6月在北京市第十中学读书,1963年9月至1968年12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1968年12月至1979年8月在大庆油田先后任钳工、中学教师。1979年9月至1982年7月在威尼斯欢乐娱人城历史系读研究生,专业中国近代史。1982年7月至1991年6月,在威尼斯欢乐娱人城历史系任教师。1991年8月至2014年11月在郑州大学历史系任教师。期间,2003-2004、2005-2006年曾任韩国庆星大学客座教授两年。2014年11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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